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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牵涉到风格问题，“风格就是人格”，每个作者都有他的特性，都有他的特殊风格。所以严密地说，风格不是可模仿的或普遍化的，每个作者如果在文学上能有特殊的成就，他必须成就一种他所独有的风格。但是话虽如此说，他在成就独有风格的过程中，不能不受外来的影响，他所有的语言是大家所公用的，他所承受的精神遗产来源很久远，他与他的环境的接触影响到他的生活，就能影响到他的文章。他的风格的形成有他的独异点，也有他与许多人的共同点。如果把这共同点叫做类型，我们可以说，一时代的文学有它的类型的风格，一民族的文学有它的类型的风格。这类型的风格对于个别作家的风格是一个基础。文学需要“学”，原因就在此。像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文艺离不开模仿，不模仿而创造，那是无中生有，不可想象。许多作家的厄运在不学而求创造，也有许多作家的厄运在安于模仿而不求创造。安于模仿，类型的风格于是成为呆板的形式，而模仿都只是拿这呆板的形式来装腔作势．与真正的文艺毫无缘分。从历史看，一个类型的风格到了相当时期以后，容易变成呆板的形式供人装腔作势，想要它重新具有生命，必须有很大的新的力量来震撼它，滋润它。这新的力量可以从过去另一时代来，如唐朝作家撇开六朝回到两汉，19世纪欧洲浪漫派撇开假古典时代回到中世纪；也可从另一民族来，如六朝时代接受佛典，英国莎士比亚时代接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整个的中国文学看，中国文学的类型的风格到了唐宋以后不断地在走下坡路，我们早已到了“文敝”的阶段，个别作家如果株守故辙，虽有大力也无能为力。西方文化的东流，是中国文学复苏的一个好机会。 一个文人必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除了这一点以外，如果还另有什么资禀使文人成为文人的话，依我看，那就只有两种敏感。一种是对人生世相的敏感，事事物物的哀乐可以变成自己的哀乐，事事物物的奥妙可以变成自己的奥妙。其次是对语言文字的敏感。语言文字是流通到光滑污滥的货币，每个字在每一个地位有它的特殊价值，丝毫增损不得，丝毫搬动不得。许多人在这上面苟且敷衍，得过且过；对于语言文字有敏感的人便觉得这是一种罪过，发生嫌憎。只有这种人才能真正创造文学，欣赏文学。在这两种敏感之中，对于文人，最重要的是第二种。古今有许多哲人和神秘主义的宗教家不愿用文字泄露他们的敏感，像柏拉图所说的，他自己宁愿在诗里过生活，不愿意写诗。 世间也有许多匹夫匹妇在幸运的时候会偶然发现生死是一种沉痛的事，或是墙角一片阴影是一幅美妙的景象，可是他们无法用语言文字把心中的感触说出来，或是说的不是那么一回事。文人的本领不只在见得到，尤其在说得出。说得出，必须说得“恰到好处”，这需要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摘自朱光潜的《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在对待模仿与创造的关系上，文中指出了哪两种错误倾向 (每种均不超过l0字)